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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最伟大的创业者

来源:    2016/6/27 14:17:36     浏览次数:0

[导读]:毛泽东是20世纪的历史伟人。他不是一般的创业者,而是一位创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伟大的创业者,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开拓创新的功绩是史无先例的。他一生都很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苦、无私无畏。这种高风亮节,对时代、对人民、对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在对社会主义事业艰苦探索中所表现的理论勇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从毛泽东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来看近20年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兴旺,从20世纪来看新世纪的前景,有充分理由相信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仍然是不朽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生于1893年,是把毕生精力贡献于20世纪、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一代伟人。忆往昔漫长而悠远的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进程,无不蕴含着这位伟人光辉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着他的人格、思想、风貌的不朽魅力。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80年建设和壮大的历史,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同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而创新理论的历史,是溶汇在一起、难以分割的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开拓创新 史无先例

  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创业者,而是创建党、创建红军、创建国家的最伟大的创业者,其开创性贡献是史无先例的。他的毕生活动,是同20世纪、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同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毛泽东对他那个时代的深刻影响来看,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作用来看,人们把那个时代称为毛泽东时代,把当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称为毛泽东思想,是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而作出的有根据的论断。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长期的历史选择和历史决定的必然结果,是根据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罕见的经历与特殊品质所决定的。他早年投身革命,长期处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建军的前列,长期肩负领导核心的重任,他深谙国情,精通马列,博古通今,文武兼备,既有无畏的革命胆略,又有卓越的创新精神。贯穿于毛泽东毕生活动中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是开拓创新,是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20世纪是一个大变动、大革命、大改组的世纪。在当时众多的革命思想中有成功经验的还只有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此中国革命者需要在不同于西欧和俄国的条件下去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他们的革命模式和夺取政权的革命经验,需要面对一个远比欧洲落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还极为幼稚尚未充分展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在这里,真正是无先例可循,找不到现成的经验和答案,需要的是凭自己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是披荆斩棘、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需要的是回应时代要求、独立自主地作出理论创新和理论概括,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略。鲁迅说得好:“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1]毛泽东就是这样从布满荆棘、无路可走的境界中走出了一条夺取全国胜利的“康庄大道”,这就是从以城市为中心转移到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及其在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从无到有的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正是在中国革命道路这一伟大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理论。他提出在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在一个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里,如何建党建军、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问题,他强调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都离不开农民,都不可忘记农民,都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可以说,毛泽东为中国民主革命所开辟的道路所创立的理论,为战胜敌人所“铸造”的基本武器,全面而系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课题,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把革命搞成功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远见卓识,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幅又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从走投无路到提出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探索中寻求革命真理到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独创性理论,从孤军奋战到组织千军万马、浩浩荡荡的人民战争,等等,无不表现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紧密联系。正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孕育了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又引领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对时代有很强的顺应力和推动力,而且对人民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他不愧是时代的精华,时代的旗帜,时代的方向。邓小平对这段历史曾作过这样深情的回忆:“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艰难探索 锐气不减

  有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理论创新精神不如过去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作为世纪伟人,突出的表现是对待革命事业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他对待即将来临的胜利,固然有“天翻地覆慨而康”的喜悦之情,同时也有“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不断革命精神,不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未完成的事业上。他在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向全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同时,他又总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已经提上日程、即将进行的工作上。对于全国胜利后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从乡村移向城市,从而提出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新任务;对于经济上面临的社会经济结构,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制定一系列战略策略的基础,从而确定我们的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政策;对于未来的国家政权,要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出发,确立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建设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对于全国胜利后的新形势,他要求全党居安思危,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毛泽东颇具远见地提出要预防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要预防资产阶级的捧场和糖衣炮弹的攻击;他强调两个“务必”,一是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二是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体现着毛泽东着眼于未来的远见卓识,也体现着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色和宗旨。这不仅指引着半个世纪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漫长历史,而且对今后社会主义发展要走更长的路,要肩负更重的任务,更是时刻不能忘的“传家宝”。毛泽东始终把作风建设看作是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伟大工程。

  上述面对全国胜利的博大胸怀,面对工作重点转向建设的战略构想,面对新形势而应有的忧患意识和优良作风,既是对全党与时俱进的要求,也是毛泽东本人跨入新时期精神状态的鲜明写照。

  20世纪的后半叶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艰苦探索的时期,也是他在理论上把学习和独创相结合、力图开拓创新的时期。他经过建国前漫长的军旅生活成为执政党的领袖之后,虽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而精神状态却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毛泽东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展理论的高度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而继续努力。

  其一,他在高度评价十月革命及其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冷静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始终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开辟一条结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而不应照抄照搬,模仿别国的经验和道路,对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也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去学习和理解,而不应迷信和神化。他要求对外国的东西,既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要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他强调最多的是既要学习,又要创新,不要把学习和独创对立起来;他对斯大林长期推行的工业化方针一贯采取有保留的批评态度,认为正确的方针应当是既要工业化,又要兼顾人民群众生活,努力寻求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其二,他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中,部署了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研究,写出了富有独创性论断的理论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著作都是根据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初步而深刻探索的理论成果。

  前一篇著作根据苏联长期以来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致使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滞后,为社会主义带来一些严重影响的情况,提出要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调整它们的比例,处理好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矛盾,目的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后一篇著作针对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长期宣扬的社会主义没有矛盾,只有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而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等观点,认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想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表现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深入考察研究的结果,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开创性贡献。这一著作还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如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如何处理同知识分子、少数民族、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如何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问题,如何对全体人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问题,等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围绕着上述两篇著作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谈话中,还特别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突破,作出了重大发展;他也阐发了中国化、民族化与学习外国的关系,面向现代和继承古代的关系;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干部上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做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凡此等等,都是对上述思想的补充和深化,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初步展开的情况下为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奠基性的贡献。

  其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中,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又往往是由他随后的纠偏活动而受到限制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持续十年之久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增强综合国力、培养骨干、积累经验奠定了基础。但是建设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政治批判,也都是在毛泽东本人自我觉察和领导全党纠正上述错误中使社会主义建设重新步入正轨的。毛泽东在这一期间从阅读和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入手,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提出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不发达阶段,今后还要走很长的路;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要按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办事;还要搞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等等。他在总结经验中认识到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又需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尽管这些认识在很多方面还没有触及到政治上的观点,还不足以制止和克服越来越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最终也未能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过,从上述十年集中于毛泽东一身而表现出来的失误和纠正错误的矛盾中,从他那样认真地作出错误的指导,而又那样认真地去学习马列主义、纠正错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作出错误指导的动机仍然是力图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是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的,他所犯的错误仍然是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悲剧。在犯错误的偶然中仍然表现出他一贯特有的从不低沉的锐气。

  高风亮节 世纪楷模

  毛泽东还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和风格,使人们长久怀念和永志不忘的,那就是他独具的精神风貌和光辉形象。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一贯重视人需要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强调人不论从事任何工作都不能没有这种精神。干革命要有艰苦奋斗、无所畏惧的精神;对事业要有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群众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精神,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精神;对公私关系要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精神,要有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廉洁自律的精神,等等。他要求摆脱那种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的精神状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毛泽东本人也是这样一贯地要求自己的。早在中国革命急需打开局面的时刻,他率先投身到群众中去为洗刷唯心精神、注重实际调查作出了榜样,树立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精神状态;还在革命极端艰苦、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粪土当年万户侯”,成为崇高精神的富有者,并坚持以“星火燎原”的乐观精神,使革命转危为安,把革命推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当革命处于大发展的前夜,大变动要求理论大发展的时候,他带头研究理论,著书立说,为反对教条主义、端正学风作出表率。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于作风建设也是十分重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作风总是某种精神、思想的外在表现,也是一定行动和形象的标志。有什么样的立场和世界观,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作风。一个政党的作风和形象往往会给群众以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就是从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高度一贯重视培养和建设优良作风的。他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自觉成为贯彻三大作风的模范。他言行一致,坚持从实践中发展理论,又用发展的理论来指导实践;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他无私无畏地发展理论和实践理论,既不迷信书本,也不迷信“先哲”或权威,而是坚持以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他始终注意同群众的紧密联系,摆正和群众的关系,把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总是从捍卫人民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利益改正错误。

  毛泽东在个人的行为、生活和领导活动中也是贯彻三大优良作风的榜样。他一贯坚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在革命战争年代,过着工作之外还要从事生产的俭朴生活;在自然灾害与经济困难时期主动降低生活标准,不吃肉食,与群众同甘苦;他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坚持立党为公,把自己的一切,包括众多的亲人都贡献给祖国的革命事业,甚至在全国胜利的情况下,无私地动员自己的儿子走上抗美援朝前线,最后为国际主义捐躯,长眠在邻国的土地上;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尤其对党内的腐化思想早就保持高度警惕,雷厉风行地打击一切丑恶现象,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使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为广大群众所称颂;他无私无畏,不徇私情,从不任人唯亲,坚持任人唯贤,对于一度信用过的林彪、江青一伙敢于重新认识、重新揭露、重新处置,把自己以往的错误认识重新颠倒过来;他多次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不懂经济,生产力方面的知识很少,表示凡中央犯的错误,他都有份儿,都应当负责,等等。

  人民群众往往是从毛泽东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形象与作风中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当他们发现从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城市中宁愿露宿街头,也不干扰民宅的动人情景,他们就清楚地看到这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不愧是毛泽东思想直接培育出来的,也是他的高尚情操与人格魅力长期熏陶和感染的结果。

  作风和形象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待人接物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方式方法问题、技术性问题,它是一种影响人、感染人、哺育人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润物细无声”。传统的影响,榜样的力量,形象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持久的、深远的。无声的“命令”能够震撼人心,动员千百万群众;榜样的作用可以跨越时空,有无穷的力量。

  毛泽东虽然生活和战斗在20世纪,作为一位历史的开拓者,他树立的一代新风,他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却是与时俱进、不断为寻求真理开辟道路的。他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往往为总结教训、寻求理论创新铺平了道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又往往为认识和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提供了契机;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开拓者,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到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全党重提艰苦奋斗的传统,这些理论上的传承和创新,展现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美好前景。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它的一贯突出的崇高精神与优良风貌,都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流传永远、泽及后世。毛泽东身后近30年的历史进程,就是毛泽东思想科学性的历史见证,是毛泽东思想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历史见证,是毛泽东思想不限于20世纪而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见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毛泽东思想是不朽的!20世纪的历史伟人毛泽东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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